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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江南地区有多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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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有八个非常不错的古镇 古村,你都去对了吗

大家好,感谢邀请,今天来为大家分享一下明代江南地区有多繁华的问题,以及和关于明朝江南冷知识的一些困惑,大家要是还不太明白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接下来将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就开始吧!

本文目录

  1. 明清江南市镇的特征及影响
  2. 请问那位知道:明朝时,江西省是否被称为江南府
  3. 明代江南地区有多繁华
  4. 明末江南士绅们为什么死抗朝廷税赋没有一点家国情怀

明清江南市镇的特征及影响

马克思说:“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①明清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特点,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商品化和城镇化。商品化必然带来城镇化,而城镇化必然推动促进着商品化。在商品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各地商人特别是外地商人十分活跃,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既有研究于江南市镇经济可谓繁夥,于商人在江南的活动也时有新论,惟于商人在江南市镇发展中的作用则着墨不多。

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大量兴起和迅速发展,既是江南商品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又是江南商业繁荣的具体体现,也是商人资本活动的直接结果。其具体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明正德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和同治光绪年间。第一阶段体现为大批市镇在村落的基础上迅速形成,第二阶段体现为市镇数量的增加和市镇规模的扩大,第三阶段主要体现为数量的增加和内部结构的变化。无论哪个阶段,绝大部分市镇的兴起和形成,都是商品生产、商人活动和商业发展的结果。试以下表显示鸦片战争前江南市镇发展的两个阶段。

江南市镇这种迅速发展的势头,完全是由商业发展和商人活动促成的。江南市镇从其命名、性质、功能以及作用影响来看,都与商业发展、商人活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内在联系。正德《姑苏志》卷十八称:“商贾所集谓之镇。”正德《嘉善县志》卷一谓:“大曰都邑,小曰市镇,所以聚民而致货者也。”乾隆《乍浦志》也谓:“商贾贸易之所为市,远商兴贩所集为水陆要冲,或设官将以禁防焉,或设关以征税焉,为镇。”这些解释或描述,都将市镇与商业和商人活动有机地联系在一起。至迟咸丰时已有的“无徽不成市”的谚语①,更揭示了商业流通和商人活动特别是徽商活动在市镇兴起中的关键作用。

请问那位知道:明朝时,江西省是否被称为江南府

明朝江西布政使司辖13府78县,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改行中书省为布政民国时期的江西地图使司,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而俗称江南省是满清入关后,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即改为江南省,原为明朝南京地区(南直隶),大致相当于今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

明代江南地区有多繁华

明代江南地区经济繁荣,甚至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我们可以在正德年间的散曲大家陈铎的《滑稽余韵》可以窥探一二,陈铎写到:“三十六家铺户(行):如纸马铺,众神祗见数还钱,僧道科仪,件件周全。蜡烛坚实,千张高大,水作新鲜。拖柜上张张漫展,草拗儿捆捆牢缠。但愿门前,擦背挨肩。日日初一,月月新年。颜料铺好供给绘手施呈,颜料当行,彩色驰名。自造银朱,真铅韶粉,道地石青。小涂抹厅堂修整,大庄严殿宇经营。近日人情,奢侈公行。不尚清白,俱是妆成。香蜡铺向通衢物攘人稠,手脚不停,包裹如流。也卖明矾,也秤豆粉,也货桐油。贱咸食桩桩都有,歪生药样样都收。行次情由,不可追求。本是杂货营生,虚耽香蜡名头。经营同种商品集中在同一条街坊上,如“铜铁器则在铁作坊,皮市则在笪桥,南鼓?铺则在三山街口旧内西门之南,履鞋则在桥夫营,簾箔则在武定桥之东,伞则在应天府街之西,弓箭则在弓箭坊,木器南则在纱库街,北则木匠营”,从中可以看到已经形成了相规模的的专业市场。

当时的苏州的繁华景象,我们也能够在一些名人的日扎中可以看到,明朝江南经济的繁华状态。王世贞称,苏州城无论就“财赋之所出”,还是“百技淫巧之所凑集”,“驵侩譸张之所倚窟”,都堪称天下第一繁雄郡邑。再如顾炎武记载:吴民不置其田亩,而居货于商。阛阓之间,望如绣锦。丰筵华服,竞侈相高,而角利锱铢,不偿所费”。

这也就是明代江南的繁华,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可惜的是到明末清初中国的资本主义被当时的清代政府给绞杀在了摇篮里。所以在同时代的欧洲资本主义不断的发展,最后延伸到政治上,英国在明朝灭亡的四年后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1688年光荣革命胜利,法国在乾隆朝时代开始了法国大革命,而中国被远远的甩在后面。

明末江南士绅们为什么死抗朝廷税赋没有一点家国情怀

就问江南士绅凭什么要对一个家天下的王朝有家国情怀?说句老实话,传统封建时代虽有“华夷之辩”,但是还并没有民族国家意识,大部分士绅和百姓只要能求得相对安稳的生活,不大会去管坐在龙椅上的是谁。就比如说江阴城,听说弘光政权覆灭,就决定向清廷递交图籍册以示归顺,要不是清廷令人智熄的剃发令,估计统一全国的进程会更快。

《江阴城守纪》:亨曰:“各县已献册,江阴何以独无?”耆老出,遂谕各图造册于府,转送于南京,已归顺矣。

何况朱家人对明朝的安危都无动于衷,居然还想让和朱家人没有血缘关系的士绅们全心全意为朱家服务,这是不是有点光怪陆离。

就比如说福王,明神宗最爱的第三个儿子,被封藩于洛阳,想当年李闯王兵临城下,这货还捂着钱袋子不放,守城兵士气的口吐莲花:“王府金钱百万,厌粱肉,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退休的兵部尚书吕维祺拼命的劝这货破财免灾,只可惜风太大,没听见,毕竟剿灭“流寇”是朝廷的事,关我朱常洵啥事,打的是国家的仗,凭啥用我的钱,闭嘴,“南大司马吕维祺在城中闻之,惟以大计劝王,王不用”。当然,最后下场很惨,被李闯王一顿羞辱后杀死,他存的钱李闯王来花。附图。

还有楚王也是葛朗台,话说张献忠打武昌那会,眼瞅着张献忠来犯,贺逢胜和吕维祺一样要求楚王出钱守城,楚王同志居然耍起了无赖,要钱没有,要不把当年明太祖给我的金椅子给卖了吧!“此可佐军,他无有”,贺逢圣大哭而去。张献忠看到藩府库银百万,也忍不住对这货冷嘲热讽。

《寄园所寄》:献忠见库金百万,欢曰:“有如此而不设守,朱胡子真庸儿也。”

还有蜀藩,史称其“子孙善黄白术,故蜀府最称富”,张献忠兵临成都城下,一堆人就劝蜀王出钱,蜀王就是不肯,还想跑到云南去,当然他的觉悟高点,在最后时刻决定破财免灾,然而并没人鸟他,“出财募勇,三日无应之者”。

《蜀碧》:贼未至,上书藩府,劝其出饷募兵。累累数百言,极痛切。王不用。

不仅是明末,还有在嘉靖时期代简王朱桂的后裔奉国将军朱充灼因为犯罪被朝廷扣了工资,干脆就急吼吼的要联合邪教和蒙古人一起推翻大明,是不是有点奇幻?附图。

所以,很多时候尽管士绅混账者有之,但真的不要怪士绅,毕竟朱家人混账起来比起士绅有过之而无不及,朱家人国难当头吝啬就不说了,受了点委屈就火烧屁股一样联合蒙古人和邪教当起了带路党,还有脸要求士绅如何如何呢,更何况部分士绅在关键时刻还是愿意出钱帮助大明的,就比如说在开封的周王一打开府库,士绅们也开始大量捐钱帮助守城扛住了李自成的前两次进攻。

当然,我不知道提问者所说江南士绅抗赋税的说法咋来的,还居然用了“死扛”两个字。士绅这个群体虽然偷奸耍滑搞土地兼并这事没少做(地主搞土地兼并说实话不是历朝历代的通病嘛!地主不搞点土地,难不成搞全球殖民),但人家也没到“死扛”这个程度啊!不少士绅最多是是靠着朝廷的优免,整出了合法避税。

而像江苏南直隶这样的省份,仅仅这一个地区就承担着大明全国五分之一的赋税,以《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统计,是20.41%,像苏、松地区那样重点征税区域,其亩均税率简直高出天际,高达0.12两/亩,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毕竟当年江苏南部广大人民支持张士诚,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憎恨,苏、松地区就遭遇了报复性税率,苏、松重赋不仅本国人知道,其赫赫威名连外国人都了然。

《国榷·卷七》:初,上恶吴民殉守张士诚,故重其科,时天下田租亩三升三合五勺,苏松等至七斗五升。苏额元三十六万石,张氏百万石,明历减,尚二百七十余万石。

《利玛窦中国札记》:全国由现在在位的皇帝的祖先接管时,苏州城仍被他的首领们顽固地守卫着;直到今天,它仍被作为一个反叛城市而课以重税。

而苏、松广大百姓不仅承担着赋税,还承担着沉重的粮役,就是还得搞催征解运等工作,每每交解粮食,“则富室破家,贵介为役”,连对苏、松重赋持超然态度的王士性都说“东南民力良可悯也”。

当然,像东南地带会产生大量的逋欠,这一直是明清时期非常头疼的问题,说实话那些士绅对虽有拖欠但是赋税完成度比民户高多了,“绅衿、衙役欠者固有,要不及民欠十分之一”,逋欠主力是大量普通的民户,而不是士绅。而且这还不是用刀子可以解决的,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大案,清廷使出残酷手段追缴拖欠,也不过从士绅手里榨出49105两银子,士绅们确实没死扛,不过也确实没交齐。

其实,明末对财政威胁最大的并不是所谓的“江南士绅们“死扛赋税”。而是明朝用大量的财政养着大批的宗藩。据万明和徐英凯根据《万历会计录》统计,宗藩禄粮占明廷财政总共为29.76%,明廷当年本折合计收入为18544545.37两,明廷当年养藩王费用为551万多两。知道这个数字是啥概念吗?明廷三次加征辽饷也不过520万两。另外一个数据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明朝万历六年夏秋税粮总共26638459石,宗藩吃掉7137673石。这还是《宗藩条例》出台后的数字,出台前可是每年消耗852万石。还有通过《万历会计录》可以发现明廷财政的地方存留是很高的,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其中就有养宗藩的需要。

而且藩府不仅占用了大量的宗藩禄粮,还占据了大量土地,还时不时奏讨盐引,严重挤压国家财政来源,下面是《中国财政通史》总结部分藩王占地,光璐王、福王、瑞王、惠王、桂王五王占地就有17万顷之多,这还没算蜀王占据了天府之国的七成土地呢!

士绅虽然有优免,但他们的地好歹还交点赋税,而那些藩王则一毛不拔,提问者咋不问问朱姓藩王怎么这么没有家国情怀呢?

其实对比一下《清实录》里的清廷税收,其实顺治三年清廷在加征原明辽饷的情况下,其本色和折色收入并不见得比崇祯年间高,但是由于清廷没有这么多藩王要养,可以把原明大量的地方存留转化为中央财政(这一点清廷直言不讳),再加上原来的藩田转化为更名田产生税收,所以虽有入不敷出的情况,但总体上来说财政运行状况比明末还好一些。

综上所述,士绅虽然不是好东西,但是连朱家自己的藩王都不心疼明朝,凭啥要求士绅有这个义务,更何况不少士绅在关键时刻还是出钱出力的,就比如说江阴保卫战就有士绅奋起抗清,这觉悟怎么看都比那些朱家巨藩来的强。

引用文献:《清世祖实录》、《明神宗实录》、《国榷》、《利玛窦中国札记》、《罪惟录》、《寄园所寄》、《蜀碧》、《阅世编》、《广志绎》、《明代〈万历会计录〉整理与研究》、《江阴城守纪》、《绥寇纪略》、《小腆纪传》

参考文献:《中国财政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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