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日本军衔有什么特点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日本军衔有什么特点以及特殊军衔冷知识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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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从未领兵打仗，却立有大功的特殊将军
中国有一个兵很神奇，不识字、不懂弹道学、不懂带兵打仗、更没有指挥过千军万马，却凭一门精湛到极致的炮击技术，被授予开国少将军衔。
而那些久经沙场建奇勋的开国将军们，对此竟无丝毫异议，说起来也只有赵章成独一份，那么赵章成又有哪些特殊功劳呢？
三发炮弹助力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挽救红军建奇勋1935年5月25日，红军来到四川大渡河边安顺场。当时红军刚刚经历湘江血战，兵力由10万人锐减到3万人，损失惨重。大渡河水流湍急易守难攻，红军前有天险后有追兵，且又人困马乏，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太平天国后期，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当时蒋介石步步紧逼决心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红军也只有渡河才能有生存时机。
红一军红一师红一团肩负强渡大渡河任务，可他们只能派两只船运18人渡河。第一只船领队是连长熊尚林，第二只船领队是营长孙继先。
十八勇士冒死渡河，只可惜船到河中央就被打漏，且被敌人重机枪火力压的死死地无法登岸。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急得赶紧命令赵章成火力掩护十八勇士。
赵章成是何许人？杨得志又为何将如此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赵章成呢？
原来赵章成是红一军炮兵营营长。1905年，赵章成出生于河南洛阳，因家境贫寒未上过学。1927年，赵章成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跟着部队认了些字，并接受了炮兵训练。
别看赵章成没啥文化，却对打炮技术一点就通，天生就是做炮兵的料，而且还勤于钻研影响炮击精确度的各种因素，遂很快练就弹无虚发的精湛炮击技术。
虽有记载称1931年4月，赵章成所在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带领下发动宁都起义，赵章成才藉此加入红军。其实赵章成早在宁都起义之前，就自动加入红军，并凭其炮击技术，成为红三军炮训队队长。后来又续任红九师炮兵连长，红一军炮兵营长。
红军来到大渡河时，手中只剩下一架迫击炮，而且零件还在行军作战途中损坏，炮架没有了，只剩光秃秃一个炮筒。
赵章成无奈只能手持炮筒强行发射。可是全军上下只剩5枚炮弹，要知迫击炮属滑膛炮没有膛线，射击命中率低，只有依靠群发打击面积目标才有威力。指望赵章成利用光杆迫击炮，以及仅有的几发炮弹有所作为难于上青天，而赵章成在红军最需火力支援时刻又将怎么做呢？
只见赵章成伸出右臂比划一番，然后手持炮管徒手射出第一发炮弹，只可惜炮弹落在了敌群后方。杨得志有些着急，可赵章成却气定神闲摆摆手，原来第一发炮弹只是试射，现在已经找到手感心中有根了。
紧接着赵章成射出第二发炮弹，正中敌军一个机枪火力点，第三发炮弹正中敌人碉堡，第四发炮弹落在敌群之中。赵章成一气呵成三发炮弹神助攻，敌阵上鬼哭狼嚎一片混乱，红军十八勇士趁机抢滩成功，并为后续增援部队争取时间，打赢大渡河之战。
也许有人不知赵章成发射前伸出右臂比划啥？其实赵章成每次发射前都习惯右臂前伸，肘部稍微弯曲，手掌五指并拢，拇指略微弯曲掌心向左，时常还会俯身下拜。
曾有人说赵章成保留朴素的农民意识，信佛不愿杀生，遂在开炮前拜佛祈祷亡魂不要找他。赵章成信佛之说一传十十传百，甚至在红军高级将领中成为笑谈。
其实赵章成开炮前并非拜佛，而是为提高射击精准度练就的跳目测距法。赵章成不懂弹道学，不会精密数学计算射程，只能靠日常勤观察两物体间距离、沟壑宽度，练就绝佳的目测感觉。
久而久之，别人需要翻阅射表才能计算的东西，都已深深印在赵章成脑子里，这才创造了翼王悲歌地变身红军胜利场的奇迹。
抗日战争赵章成手中迫击炮成为日本鬼子催命炮1939年，日军以铁路、公路等交通线为依托，对华北地区抗日力量发动大规模扫荡，并在华北平原挖沟壕筑碉堡，妄想在华北平原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据点为锁的“囚笼政策”。
1940年8月，八路军总部为打破日军封锁，决定调集八路军第129师、第120师共105个团，发动为时三个半月以破袭正太铁路为主要任务的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关家垴战斗爆发时，八路军包围了日军冈崎大队。日军为拖延时间等待援军，遂占据一个山头利用十几挺机枪组成密集火力网，居高临下压制八路军。
赵章成带着一门迫击炮与十几个战友，跑到与日军阵地直线距离只有30米的山脚下，竟将迫击炮调至几乎垂直的88.5℃超大射角。如果遇到逆风，稍有不慎就可能炸到自己，可也只有这样才能打到山头的日军。
此时的赵章成独自操作唯一的迫击炮，其余战友只负责为其不间断递送炮弹。只见赵章成以每分钟40～50发速度，超速发射6分钟近240发炮弹，平均1秒半1发炮弹。
当时迫击炮最大射角的世界纪录是85℃，最快射速是每分钟30发。可以说赵章成以两项超世界军事纪录的表现，炸懵了冈崎大队。
日军还不知炮弹从何而来，就已死伤无数，所有轻重机枪皆被炸瘫，以致日军指挥官根据炮火密度判断，八路军有一个迫击炮排亦或迫击炮连进行齐射，却不知只有赵章成一个人与一门迫击炮而已。赵章成助力我军步兵一举夺取阵地，全歼冈崎大队400余人。
赵章成不仅打炮准，还能利用迫击炮本身结构，随心所欲变换出新花样。
日军针对八路军缺乏重炮等重型武器的情况，四处建碉堡，欲构造密集封锁网。百团大战榆辽战斗时，八路军在管头遇到日军碉堡群，鉴于迫击炮本身威力小，对躲在碉堡中的日军一时也无可奈何。
赵章成突发奇想，竟拆开迫击炮弹，倒出部分炸药换上辣椒面。这种特制的辣椒炸弹，虽然威力更小，可其爆炸后辛辣刺鼻的辣椒面在碉堡中弥漫，到处都是红色烟雾。
时常使用毒气弹的日军，竟以为被芥子气袭击，吓得屁滚尿流逃出丝毫无损的碉堡，等待他们的只有被全歼的下场喽。
1942年8月，赵章成又将全世界范围内只能曲射的迫击炮，成功改装成可以平射的迫击炮，藉此加大迫击炮攻击碉堡威力。
原来时任129师师长刘伯承，指示时任129师炮兵主任的赵章成必须设法消除敌人碉堡。可是八路军缺乏重型火炮，赵章成只能利用迫击炮打碉堡。
迫击炮是曲射武器，炮弹沿大的抛物线轨迹落地，其射击精度因受瞄准精度以及气温、气压、风速以及地形各种因素影响比较差。可见赵章成使用射击精度比较差的迫击炮打碉堡也属无奈之举。
赵章成经过研究只有将曲射炮改为平射炮，才能对日军碉堡构成杀伤力，可又如何改造迫击炮呢？
迫击炮发射原理就是其尾部有一个底火，炮弹以自由落体落到底部，炮尾的击针撞击底火，引发炮弹发射。如果迫击炮仰角较低时，炮弹下滑速度降低，其撞击力度就不足以引爆底火，那么炮弹就发射不出去。
赵章成看到状如炮筒通条的擦炮工具洗把杆上有一个圆孔，就用这个圆孔套住炮弹头，使劲向下压以便撞击底火激发炮弹。
实验成功了，炮弹平射出去，可是洗把杆也跟着飞出很远。那么又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洗把杆，既能起到激发炮弹的作用，又能随处可取并有极高的机动性灵活性呢？
赵章成又瞄准了太行山上随处可见的高粱杆。高粱杆对于洗把杆来说最大优点就是随手可取，只要用高粱杆粗端顶住炮弹头部，将其用力推入炮膛就能激发炮弹。而高粱杆的弊端则是必须由技术熟练炮兵操作，不然容易引起炸膛。
赵章成经过多次实验，终于将高粱杆平射迫击炮用于实战中，成为攻击日军碉堡利器。在我军武器弹药匮乏年代，赵章成当之无愧成为我军炮兵第一人。
结语也许迫击炮对于现代先进武器来说一文不值，可赵章成依靠天赋苦心钻研发明创新，一炮多用，将迫击炮威力由小炮变成大炮，其炮击技术真的达到“人炮合一”境地，为红军强渡大渡河以及抗日反扫荡胜利起到关键性作用。
不过人无完人。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缴获国民党军大量重炮，并组建了大量炮兵部队。这时赵章成凸现文化水平低的短板，不但学习掌握重炮技术速度慢，而且也不知该如何指挥炮兵部队。
由此在大兵团作战的解放战争时期，与其他将帅相较，赵章成未指挥过任何一次小型战役，未立下太大功勋。
但是瑕不掩瑜，建国后赵章成被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授少将军衔。所有炮兵部队高层，无一人对此任命不服，因为赵章成对革命曾经的贡献，堪配这个职务与军衔。
赵章成授衔将军后，最喜欢的依旧是自己的迫击炮，即便年逾花甲仍亲自上阵教导炮兵如何开炮，甚至还在水中演练无依托空手射击。如今全世界也只有中国炮兵会徒手扶炮管绝技。
1969年，赵章成病逝于北京，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第一室。其灵前最醒目的就是两座精巧的迫击炮模型，以此纪念特殊炮神赵章成。
日本军衔有什么特点
19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舰炮轰击鹿儿岛，英、美、法、荷联合舰队向下关炮击等，使日本蒙受了耻辱，决心效法欧美，改良兵制，建立起中央直辖的陆军和海军两个军种。
因此，日本海军和陆军，建立起了西欧式的军衔制度，规定大元帅为最高军衔，为陆海军统帅，宪法规定天皇为陆海军统帅，授予大元帅军衔。
元帅府，为最高的军事咨询机关，元帅府配备元帅若干人，由日本天皇就陆军、海军大将中选任，颁赐元帅封号，担任军事顾问及检阅陆军、海军等任务。
元帅，在日本军队陆军和海军中，并非正式军衔，只是由天皇从大将中赐予的封号，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和荣誉，并无元帅的实权。
二战期间，一些战殁的大将，譬如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以及古贺峰一海军大将死后，都被追授海军元帅军衔。
军衔军官有将官、佐官、尉官三个级别，将官军衔有大将、中将、少将；佐官军衔有大佐、中佐、少佐；尉官军衔有大尉、中尉、少尉。
士官军衔有准士官、曹长、军曹、伍长。
士兵军衔有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
其中，二战时期，日本军队实行征兵制，大将相当于西欧国家的上将，佐官相当于西欧国家的校官，大佐相当西欧国家的上校。
战后，1950年，日本重建武装力量，实行的是募兵制，与二战时期的征兵制有所区别。
根据战后和平宪法，日本不再有正式的武装力量，但保留有陆上和海上自卫队，对军衔也进行了调整，现行军衔有将、佐、尉、曹、士五个等级。
其中，将官军衔有将一、将二、将补；佐官军衔有一佐、二佐、三佐；尉官军衔有一尉、二尉、三尉、准尉；军曹军衔有曹长、一曹、二曹、三曹；士官军衔有士长、一士、二士、三士。
本文由“国平军史”发布，图片均下载网络，特此声明。
北伐军官兵身上有军衔标识吗
认真看过《人间正道是沧桑》的应该记得这个桥段：黄埔三期生杨立青偷穿了“姐夫”董建昌的军装，去参加广州国民政府的高级联谊酒会，结果却撞见了董建昌本人而瞬间露馅，因为军装袖口是有两颗星的，那是陆军中将的标识，老董当时的职务是粤军第四军参谋长。
（陈果夫上色照片）
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早期，孙中山原来所依靠的陈炯明粤军、期间叛变的滇桂军（杨刘的部队）等部，都使用的是北洋军的立式肩章，许崇智、老蒋的早年照片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等于说，当时的全国军队尽管立场不同、派系不同，军装和军衔的基本样式是相同的。黄埔建军以后，大抵从1925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起，两广地区效忠国民政府的军队被统一整合为“国民革命军”。
这时候的“国民革命军”其实是个大杂烩，军衔标识在初期不可能是统一的，包括粤军、湘军、滇军、新桂军，以及由黄埔校军发展起来的第一军等等，堪称五花八门。在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局面下，国民政府也曾经尝试将所有军队实现军服和军衔的“制式化”，1926年初拟定出台了《陆军服制暂行条例》，其中规定：“又南军概用臂章，缝于左袖、军官章一端为金属质制、青天白日样、约占全部四分之一，余则为三道金银边定阶级之高低，与先前肩章同”。
（蒋校长的臂章）
细节不讨论了，翻译过来就是取消原来北洋式的肩章，全体国民革命军开始实行军衔臂章制度，所以董建昌的中将袖口章查无实据，但是黄埔系军队和较早参与整编的粤军，确实实行了“臂章”的军衔标识，也是身着这样的军服参加了北伐。在《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我们应该看见杨立仁的中校臂章和楚材的中将臂章，这是符合历史的。
注意臂章也是有细微区别的，黄埔军校、党军第一军内部使用的是“党徽+军衔”的臂章形式，这个青天白日徽还是很特殊很醒目的，属于第一类；而较早纳入国民革命军作战序列的粤军、新桂军、湘军的将校军官，则采用“职务+军衔”的臂章形式，包括1927年6月才“效忠”的阎锡山部队也是这般，注意傅作义担任师长时期的照片，也是中将的臂章，上述属于第二类。
（钱大钧的中将臂章）
某种意义上，臂章也成为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军官们在军服上的重要区别，在1926年7月正式誓师北伐之前，最早归附于国民政府的粤军（后来整编为第四军、第五军）、谭延闿第二军、第七军以及黄埔第一军，都佩带了了“臂章”的军衔标识。比如照片中时任第一军师长的钱大钧、第七军党代表黄绍竑等人，就是用臂章展示的中将军衔。
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黄埔名将都是有军衔的，比如胡宗南是教导师上校团长、关麟征任宪兵营少校营长、宋希濂任补充师少校营长等等，这些黄埔嫡系的军官，都使用了“臂章”的军衔展现方式。抗战期间成为汉奸的褚民谊，当时是北伐军总司令部的军医处长，可以清楚地看见上校的臂章样式，这会的陈诚是总司令部中校参谋、顾祝同是少将副师长。
（黄绍竑的中将臂章）
而后期加入的也有不少，比如唐生智的湘军第八军、朱培德的滇系第三军等等，纳入作战序列的已有八个军10万人，包括黄埔军、粤军、滇军、湘军、桂军、黔军等等，这些军队已经来不及进行军衔臂章的更换，军衔标识也极为混乱，不利于各部之间的交流和战场沟通。因此北伐军总司令部在出征前又统一规定了“胸标”的方式，所以首批北伐军10万官兵的灰军装上既没有领章也没有肩章，而只有胸标（全部官兵）和少数臂章。
北伐军各军的官兵胸标为布制的长方型标识，由于是各军所属的各师自己印制，所以尺寸也不完全相同，一般长约9厘米宽约7厘米，周围镶有半厘米左右的“色边”：将官为红色边、校官为黄色边、尉官为蓝色边、士兵为白色边、军校学生为黑色边。胸标的左栏是军衔、右栏是姓名、职务、部别、佩发日期等等的文字说明，其实跟后来的国军胸标大同小异。
（傅作义也挂着臂章）
所以在早期北伐军中有“见红就立正”的俗语，因为佩戴红色胸标的军官一定是个将军级的大官，不用近看军衔到底是什么，立正敬礼肯定没错。另外在北伐开始后，大批原吴佩孚、孙传芳的军阀部队倒戈加入国民革命军，他们所佩戴的也是北洋军的立式军衔肩章和领章，比如陈仪的浙军、陈调元的皖军等等，战事紧张，也没时间给他们更换军装和标识。
那么怎么办呢？基本是哪支部队来投或者宣布效忠，就追任该部军官的原来军衔（北洋军衔体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甚至连颁发一纸文书都不需要。至于军装和军衔标识，除统一了灰蓝色的军服和“青天白日帽徽”之外，这些军队也基本采用了胸标的方式，那就是扯下原来的五色徽和肩章，换上青天白日徽和胸章，摇身一变就成为“国民革命军”了。比如在上海屠杀工农的周凤岐第26军，就是原浙军的部队，刚刚换装没有多久。
不过要说清楚，北伐军从八个军10万人开始，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膨胀到120万人以上，无论是军装、军衔还是其他的制式要求，都不可能做到完全一致，一个派系能够大体一样已经是不错了，因此这个事别拿个例较真。总结来说，到1927年以后，北伐军四大集团军的军装基本以灰蓝色为主，军帽则是大小檐不尽相同（桂军就是小檐帽），官兵绝大多数有胸标，来显示部别和衔级。
其中蒋系第一集团军、阎系第三集团军、桂系第四集团军还保留着或者添加了军衔臂章，而冯系的第二集团军部队最穷，一般只有胸标。二次北伐胜利之后，国民革命军开始进行“第三次大整编”，因此于1929年1月出台了《陆军军常服暨礼服暂行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军衔展式方式从臂章向“领章”过渡，所以题图陈果夫的照片一定拍摄于1928年年底以后。
（此类臂章仅是黄埔系小范围的）
从1929年初到1935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和军衔是混乱而泛滥的，一方面是蒋系中央军开始逐步换装黄绿色的军装（也不是一下子换完的），而其他杂牌仍然身着灰布军装；另一方面是军阀混战不止，南京政府无力约束黄埔系以外的军队，各派系军官的军衔都是自己授予的。但是军装款式和颜色虽然不同，军官军衔的展现却已经以领章形式为主流了，从此军衔臂章退出历史舞台，臂章后来成为部队番号的标识。
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铨叙厅，开始对全国军队的军官们统一核定和授衔，也就是所谓的“铨叙军衔”，完成这项工作后，再于1936年1月公布《陆军服制条例》，对军衔领章的样式进行固定。其中规定陆军军服分冬夏两季，大礼服、礼服、军常服三种，官兵均以领章表明兵种和阶级，各兵种领章的识别色是：步兵红色，骑兵黄色，炮兵蓝色，工兵白色，通信兵浅灰色，辎重兵黑色，宪兵风红色，军需紫色，军医深绿色，测量土黄色，军乐杏黄色。
受战事频繁和军队数量已达200多万人的条件限制，规定是规定，全部换装可是要一点点来，中央军里面的调整师、整理师更换的稍微快一些，其他许多部队还未及更换，抗日战争就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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