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对于为什么康熙要先灭掉鳌拜再削藩，为什么不利用鳌拜来平乱呢和为什么太晚不建议拔牙不太懂，今天就由小编来为大家分享，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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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为什么杀索额图
索额图是康熙时期的重臣，但后来索额图不仅被处死，还得到了康熙的评价：“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康熙做为一个千古明君，将索额图定义为满清第一罪人，可见对其所作所为非常愤懑。那么索额图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索额图的平步青云人生。索额图属满清正黄旗人，其父索尼是满清的辅政大臣，因此索额图可谓是个官二代。但是索额图的仕途，并没有完全靠父亲的光环，他是从底层做起的。
他进入朝廷时，开始与普通士兵没有区别，仅是一名平常的侍卫，而且一做就是两年。两年过后，才得以升到吏部右侍郎，再一年之后，升为一等侍卫。
索额图的平步青云是帮助康熙灭了专权跋扈的辅政大臣鳌拜。鳌拜死后，康熙得以真正掌握大权，执掌满清天下。索额图因帮助康熙铲除鳌拜有功，升任为国史院大学士。
再接下来的十年间，索额图又积极帮助康熙平了“三潘之乱”，战功显赫。从此之后，索额图成了满清群臣中最有权势之人。并且，索额图代表清廷去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可见其地位之高。
康熙倾听朝政之事时，索额图常常能首先上奏，陈诉己见，事关用人吏治，出征用兵等大事，多采纳其议。若康熙帝因病不能上朝，便命部院官员，将其奏章全送给索额图等人核办。由此可见索额图权势之隆盛。
康熙与索额图之间的矛盾。索额图是位文物专家，“好古玩，凡汉唐以来，鼎镬盘盂，索相见之，无不立辨真赝，无敢欺者”。因此，有部分人，投其所好，以文物贿赂索额图，这事被人投诉至康熙处，康熙念其功高，只对他进行了口头批评。
真正让康熙对索额图不满的，是索额图利用自己的权势营私结党，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护短，影响了朝廷的风气。康熙列了三件大事降了索额图的职。
第一、索额图的弟弟心裕，依仗自己的哥哥权倾一时，蛮横懒惰，屡次在自己的职位上不能尽职尽责。康熙将他交给索额图惩罚，可索额图护短，从轻处置，只罚俸禄一年。
第二、索额图的弟弟法保，也是一路货色，懒惰至极，被革去内大臣职务之后，被充于军队中反省。但他仍不思效力赎罪，在外校射为乐，索额图做为哥哥的未能尽教训之责。
第三、索额图位高权重，一些人聚集在他身边，使他日益骄纵、贪得无厌。康熙以往念其功高，睁只眼闭只眼。后来索额图屡次被群臣上诉，最终康熙只能降了他的职位。
索额图的真正死因是卷入太子之争。其实索额图被降职之后，他明白伴君如伴虎的道理，他也甘于降职后的生活。可他有才华，康熙再次命令他管理水务，他办得妥妥当当的，因此他又再次恢复原职。
索额图也想全身而退，他以年老为由，奏请康熙恩准，可康熙没有批准。其实，康熙此时对他已失去了信任，更有太子之争的试探。因为索额图与皇太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索额图是皇太子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也是这层关系让他命丧黄泉。
索额图确实也帮助过皇太子意图谋位，但手段并不高明，这导致皇太子的处事方式让康熙大为不满，而且康熙手中得到了皇太子与索额图密谋簒位的证据。加上索额图在高位期间，依仗自己的权势，不可一世，常打骂群臣，特别是当时地位低微的高士奇。
后来高士奇得到康熙的重用，高士奇为报耻辱，屡次将索额图罪状上诉至康熙。康熙本对索额图不满，特别是太子之争，触及了康熙的底线，就趁高士奇上诉的机会，将索额图处死。
索额图的一生，康熙说他“索额图诚我朝第一罪人也”，并且将他的功劳全部否定。客观而言，索额图对满清初期政权的稳定还是有功劳的，只是康熙对索额图参与太子之争，有极大的愤懑，也就说出这样的气话了。
韩复榘为何杀张宗昌
张宗昌的死，死在自己的“极度贪欲”之上，很多小伙伴们在评价这段喋血往事之时，往往会用一句“自作孽、不可活”来形容。
张宗昌
不过，当年韩复榘玩得这一手，也确实漂亮。即便全国人都猜出是他在背后玩阴的，但没人去指责他，也没人愿点破这事儿，所有人都揣着明白装糊涂，也使得张宗昌的死，最终成了一桩看似明白的糊涂案。
世人皆知我杀你，但那又如何？
车站喋血1932年9月3日上午，收到北平发来的“母亲病危”电报之后，焦急万分的张宗昌便准备启程北归，但禁不住韩复榘的热情迎送，张宗昌的行程最终被拖到了下午6时。
韩复榘
而这段时间，足够一切准备妥当了。
下午6时22分，张宗昌所乘坐的202次快车还有三分钟就要离站出发了，站在火车门口的张宗昌，向前来送别的韩复榘、程希普、石友三等人告别，正当张宗昌准备转身回到车内之时。
车下送别人群当中，突然窜出了一位手持枪支的年轻人，那人大喊着：“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随即举枪对着张宗昌，扣动了扳机。
然而，也不知道是疏于操作，还是精神紧张的原因，刺客的第一枪竟然卡壳了。
吓得一个激灵的张宗昌下意识赶紧伸手往怀里掏枪，准备还击。结果伸手才悲催地发现，自己中午在吃饭时，将枪赠给酒桌上的好兄弟石友三了。
石友三
此时的张宗昌也来不及寻思，为啥当时石友三会看上自己的配枪，保命要紧，他赶紧掉头向餐车那头死命狂奔，而背后的那名刺客也紧随其后，穷追不舍。
当张宗昌跑到火车另一头从车门处跳下之时，一颗子弹擦着耳边迎面飞过，原来车下还有一名刺客等着自己，叫苦不迭的张宗昌在跑到三站台，七股道上之时，第二名刺客开枪将他射倒。
随后他与第一名刺客一起，赶到倒地的张宗昌面前，对着张的头部补了两枪。
一代枭雄张宗昌，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击杀当场。
得知张宗昌被杀的消息之后，张学良感慨道：“当初我要是将他拦下来，那就好了。”他将张宗昌从日本召回国内，最终却没想到令其丢掉了性命。
张学良
其实，张学良真完全没必要这么自责，以张宗昌的人品、行为来看，他能活到最后，才令人奇怪。
恶贯满盈的军阀张宗昌，山东掖县人，先前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长期盘踞山东之地，他的军队也被称为奉鲁军。
在军阀混战当中，张宗昌四次入鲁，每一次都给山东人民带了沉重的灾难，他这个“山东王”主政山东之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而且对于工人罢工，更是实行残酷镇压。
张宗昌地盘
民间曾有这样的民谣，形容张宗昌的危害，足见当时民愤之大：
“张宗昌，坐山东，山东百姓受了坑；不怕雨来不怕风，就怕兵来一扫空。”
长年的混战，也让张宗昌得罪了很多人，其中有两个人，最终要了他的命。
1916年，张宗昌接受了袁世凯、冯国璋的40万元贿赂，派人刺杀了沪军总督陈其美，陈其美有个小弟大家都知道——蒋介石，这可是一个不太好得罪的人。
陈其美
还有一个人就是冯玉祥。1927年，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共同夹击山东，张宗昌率领直鲁联军在兰封一带与之展开了激战。
在这次会战当中，冯玉祥部第八方面军军长姜明玉在张宗昌的游说之下，阵前叛变，并配合张宗昌以欺骗手段，诱捕了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冯系五虎将之一的郑金声。
不久，随着兰封战线大败，气急败坏的张宗昌为了泄愤，便下令将俘虏的郑金声等人秘密枪杀，临刑之际，郑金声拒不下跪，大声痛骂张宗昌，最终被张虐杀。
郑金声
后来郑金声的继子（为其侄子过继）郑继成花费三千元，将父亲尸首寻回，当时尸骸惨不忍睹：
“头部由左眼眉起至右耳下止此一段完全没有了，右背之上段及右肩全部都没有了。”
目睹惨状的郑继成发誓，与张宗昌不共戴天，誓要杀此仇人。郑继成身后还有着冯玉祥的力量，而此时主政山东的韩复榘，正是当年冯玉祥的部将，与郑继成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时的情况是，山东主政的韩复榘，认识跟张宗昌有死仇的郑继成，而中央政府方面的蒋介石，更是巴不得张宗昌不得好死。
这个时候，踏上山东地界的张宗昌，只需要给韩复榘杀他的一个理由就行了。
这个理由很快就有了，而且很充分，张宗昌这个不长眼的，太贪了，手想伸到韩复榘的碗里，那韩复榘还不剁之？
火中取栗、与虎谋皮1928年，张宗昌被北伐军击败，逃出了山东，最终在张学良和国民党白崇禧部夹击下全军覆没，只身逃亡大连。
张作霖、张宗昌、吴佩孚
后来，抗战爆发，张学良、吴佩孚害怕张宗昌这个没骨气的被日本人利用，当大汉奸危害国家，便将其召回。想把他当个安乐寓公养起来，每月8万元供着，别闹事。
但张宗昌可不安心就这样过吃喝不愁、混吃等死的日子，他想恢复自己昔日“山东王”的风采，当年自己坐镇山东，拥兵十万，即便兵败，尚有两万留在山东，因此张宗昌便想着回到山东召集旧部，东山再起。
1932年8月，韩复榘应张学良之邀，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期间认识了这个不安分的张宗昌，几人还一起结拜了兄弟，这段日子里，韩复榘对于这个张大哥所说的话，感到了芒刺在背。
张宗昌对他说：
“俺的许多老部下，现在还都散驻在山东各处，俺只要去招呼一下，马上可以合成一支队伍。”
这可就触动了韩复榘的逆鳞，韩复榘是什么人？那可是当时山东的土皇帝，自己的地盘，向来都是自己做主，连老蒋先前派来监视自己的特务，都敢直接干掉，一点儿不留情面，更何况此时没啥势力的张宗昌。
蒋介石与韩复榘
不长眼，想来我这边抢地盘？不杀你，我都没法跟自己交代，这恐怕就是当时韩复榘最真实的想法了。
回去后，韩复榘就给张宗昌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对于张宗昌来说，充满了诱惑。
致命之旅韩复榘回到济南之后，就给张宗昌送来了许多礼物，同时还附带了一封亲笔信，信上热情邀请张大哥来山东，“速作泉城之行，共谋大事。”
这个“共谋大事”可挠到张宗昌的痒痒上了，自己回来可不是想过张学良安排的衣食无忧日子的，当年风光无限、手握重兵的滋味，张宗昌做梦都想找回来。
对于他的想法，张宗昌的亲信金寿昌等人曾劝过，说韩复榘这个人，貌似忠厚，其实阴险狡诈，为人寡信，反复无常，此去凶多吉少。
但被诱惑迷了心窍的张宗昌铁了心要冒险一次，而且他觉得自己此番去也就是联络下感情，即便对方心怀不轨，也不会这么快就急着下手。机遇与风险并存，值得一去。
张宗昌
第二天，张学良、吴佩孚、孙传芳知道此事后，也都登门劝阻张宗昌，不要去韩复榘那边冒险，张宗昌表面答应不去，但心里还是按捺不住。
过了几天韩复榘又拍了封电报，催他东来：
一起商议关于联络旧部、扩编军队事宜，亦悉从兄意。
张宗昌考再三，既然韩复榘这么有诚意，那自己怎么也得去一次，于是他悄悄买了车票，连夜赶去济南。
等张学良得知消息，急电天津警备司令林宪祖，命其火速拦截车辆之时，火车已经驶出了天津站，再也无法挽回了。
就这样，张宗昌踏入了死亡的陷阱。
而得知张宗昌来济南的消息之后，韩复榘这边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刺杀计划。
韩复榘的最初打算是，在这里跟张宗昌盘桓几日，然后借故送他回北平，约定以后再来计划，这样名正言顺地送他时，在济南站将其暗杀。
韩复榘指派程希贤为暗杀总指挥，为了考虑善后事宜，特地找来了一直伺机复仇的郑继成。考虑到郑继成身体比较单薄，韩复榘又派了陈凤山（第一名刺客）等5人协助，为了防范万一刺杀失败，还加派了一小支部队，埋伏在刺杀地附近，一旦张宗昌漏网逃跑，立即对其包围击杀。
埋伏
结果不久，张学良就借“张母病重”的名义，发电报催张回北平，刺杀计划被迫提前，这才使得当时刺杀现场比较混乱。
特赦张宗昌被杀之后，刺客郑继成当场自首投降，陈凤山逃亡不知去向，对于郑金声之子为父复仇的消息，也在冯玉祥等人的授意之下，迅速传遍全国。
郑继成
因为张宗昌当年在山东为非作歹，祸害了不少人家，因此很多同情郑继成的人们，便纷纷上书请愿，希望能够赦免郑继成之罪。
“若授杀人之律明正其罪，则被难家属，甘愿与郑同死云云……”
南北报社更是争相报道，其中被张宗昌杀害的胡信之、邵飘萍、张志等知名人士亲属更是奔走呼号：“张贼死有余辜！”不久，报社、社会舆论众口一词：“张宗昌该杀！”
这正是韩复榘想要的，于是身为山东省长的他公开暧昧地表态：
“省府及余对张案毫无意见，以中央意见及社会舆论为意见。”
蒋介石
中央蒋介石那边直接发电国民党山东省党部：
“刺张犯宜俟法院判决后，如科罪过重，再援特设条例办理，庶于国法舆情，两能兼顾。”
陈立夫
随后陈立夫再次明示：
“杀张之郑继成，无论如何，应得保全生命，因张为刺先烈陈英士（陈其美）先生之凶犯，而郑之叔父又为革命而牺牲者，法律不外人情也。”
就这样，济南地方法院最终判郑继成预谋杀人，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随后国府明令，特赦郑继成。
韩复榘最终完成了一场完美的谋杀。
为什么康熙要先灭掉鳌拜再削藩，为什么不利用鳌拜来平乱呢
说起鳌拜，就不得不先说康熙即位前后，权利中心的布局情况。按照顺治生前的遗愿，是不会有四大辅政大臣的。因为顺治并没有打算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皇位。根据史料分析顺治临终前召见了近臣王熙，(清史稿·王熙传)顺治最初的遗诏是由他起草的。据推测遗诏中应该是肯定了他亲征以后实施的扶持提拔汉臣和废除诸如圈地等满语旧制，并且没有在自己的儿子当中选立继承人，而是打算选择一位年富力强而且支持新政改革的皇家亲王来作为继承人，以确保他生前所做的一切努力不会付诸东流。然而这份遗诏的起草者王熙却将这份遗诏呈给了孝庄太后(孝庄是死后的谥号，在此以谥号称呼。)。孝庄太后命王熙当着她的面又重新起草了一份遗诏，就是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份遗诏中全面否定了顺治生前的所有的施政举措，以顺治自己的口吻自认十三条大罪，并且选择三子玄烨为继承者，命索尼，苏克沙哈，遏必隆，鳌拜为四大辅政大臣。(清史稿·世祖本纪)这种权利的分配，其实是从维护满洲皇亲勋贵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在当时清军入关不过十八年，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往往凌驾于皇权之上，资格老，有军功，威望重的满洲老臣比比皆是。顺治有意抬高汉臣地位，废除满族旧制，就是要借此抗衡满臣，摆脱干扰皇权的势力。然而，随着顺治的过早离世(近几年根据多方史料证明顺治并不是离位出家，而是染天花去世的。)权利中心出现了短暂的真空，许多压抑许久的皇族勋贵趁势而起，作为身在权利中心的孝庄太后首先不能容忍由皇族勋贵来做继承人，其次也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借着“主少国疑”之际借机发难，于是他改立了玄烨为帝，并且选择一直得到孝庄信任的索尼等四人为辅政大臣，最后通过顺治的“罪己诏书”来安抚满族勋贵，重新回复这些人的利益，经过这三步举措，从而使得皇权顺利过渡，暂时使皇权得到稳定。然而，无论四大辅政大臣对孝庄太后如何的忠诚，但他们始终是满人，他们要维护的一定是满人自身的利益，从而巩固自己在朝野上下的地位。所以，在康熙刚刚即位后，四大辅臣就开始发动一系列的大案和举措。文字狱，圈地案，天算案等大案频发，江南的士子，汉族的官员，就连汤若望(太后的干爹)纷纷枉死。那几年，每年都会流血，每年都会死人。汉臣噤若寒蝉，人人自危。满臣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由于康熙还没有亲政，权利一直由四个人把持。可是，越是身居高位，贪念，欲望就越是难以满足。四个人不甘心安于现状，都渴望排除异己，达到“独霸天下”的目的。所以，就在满臣独柄朝纲之际，满臣上层出现了权利争斗。在许多影视剧中大多将索尼塑造为最有谋略的，鳌拜是最为狂妄的，遏必隆最为无能的，苏克沙哈最为忠诚的。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首先从索尼说起。我给他的评价是心思似狐，眼光如刀。索尼在四人中无疑是威望最重，军功最盛的。除此之外，索尼能位居四人之首，还一点在于他在孝庄心中的地位也是最重的或者说利用价值最大的。他能够作为一部分满族勋贵的代表，保证这些人的根本利益不受损害，从这一点而言索尼是一个很能够拉拢人心的人，无论是皇权统治者，还是内外勋贵朝臣，都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索尼作为四位辅政大臣之中唯一一位身披荣耀而逝的人，他所依仗的也正是这一点。孝庄太后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亲手选任的四大辅臣给皇权所带来的威胁。要想让皇位稳固，皇权就必须集中一个人的身上，而这个人只能是玄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就必须要让玄烨亲政。如果四大辅政大臣是铁板一块，那玄烨就不会顺利亲政，只有让四个人整起来，斗起来，那么玄烨才能够借势亲政。然而，亲政并不是最终的目的。集皇权于一身，才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孝庄在迈出这第一步的时候，就把目光盯在索尼的身上。那么，前面说四大辅政大臣都想要排除异己，独霸朝纲，那为什么索尼却突然改变了想法呢？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其他三位辅政大臣就会得出答案。位居第二的是苏克沙哈，个人给他的评价是急功近利，自作聪明。为居第三的遏必隆，影视剧中有的将他演绎成无能之辈，有的演绎成是韬光养晦，甚至说康熙擒鳌拜是最后是他出的手，还立了头功。而我给他的评价是军功卓著，谋略不足。他在战场上是一员猛将，可到了朝堂上他就乏善可陈了。而位居第四的鳌拜，我给他的评价是有勇有谋，能屈能伸。通过一系列的案子就可以清楚的看清这些人的面目。前面提到的文字狱是明史案，具体案情我就不表了，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查一查。这个案子可谓是四个人的蜜月期，联手行动，互相支持，震惊朝野，也树立了各自的威信。而接下来的圈地案(案情不表)苏克沙哈一味求成，最后却让鳌拜捷足先登，赢得满朝勋贵大臣的支持。而由鳌拜一手导演的天算案弄倒了太后的干爹汤若望，则让鳌拜彻底的在朝中拥有了可与索尼针锋相对的势力。这不得不令索尼产生危机感。他要需要“合作伙伴”，也需要支持者。这时孝庄太后及时伸来了橄榄枝，他又怎能不紧紧抓住呢？如果康熙不亲政，那么孝庄与索尼的联盟将毫无意义，所以只有让康熙亲政才能遏制鳌拜的气焰和膨胀的势力。这时自作聪明的苏克沙哈不甘失败，竟然想出辞职这样的主意，导致鳌拜有借口致他于死地。而这一系列事件当中，遏必隆从明史案中的意气风发，到圈地案中一败涂地，再到天算案中的沉默无语，直到康熙亲政中的随声附和。他尝到了朝堂争斗的残酷，他无力摆脱，也无法改变。鳌拜能从最初的屈居人下，到最后的气焰熏天，可他只能是望其项背了。既然做不到他那样，也无法像苏克沙哈那样与之一拼到底，那么就只有顺从了，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遏必隆就是在本能的驱使下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鳌拜不是屈居人下之人。但是他却肯放下身段，为其他三人所驱使，其实他只是在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让自己翻身的机会。而老天正巧给了他这个机会。而他也很好的把握了这个机会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有人说在索尼，苏克沙哈相继死去，遏必隆依附于自己的情况下鳌拜生出了篡逆之心，想废掉康熙，取而代之。就我个人认为，如果是在康熙亲政之前，就出现这样的局面，我想鳌拜有可能野心膨胀，生出“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心或者干脆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是我的浮想联翩，毕竟这样的事情最终没有发生在鳌拜的身上，所以没有办法评判。不过，鳌拜一直对几个汉族藩王极度蔑视，从骨子里觉得他们没有骨气，反而对郑成功却有一丝欣赏。而对其父郑芝龙率部归降却不以为然，杀郑芝龙也是他积极赞成的，这其中也有对降者的蔑视成分。回到当时的朝局来看，要想达到孝庄太后的最终目的，鳌拜是必须要除掉的，他的存在始终是对皇权的威胁。当初为了皇权的顺利过渡，启用了这四个人。现在要达到集中皇权的目的，就必须要踢开这四个人，所以，无论这四个人在历史当中是怎样的面目，都将是皇权路上的牺牲品。
土匪为什么不劫“八百里加急”
古代的土匪强盗讲究“七不夺，八不抢”，其中第三条，就是不抢进京赶考的考生，和驿站的邮差。
土匪要是敢抢八百里加急，等于是老虎嘴里拔牙、阎王桌上抓供果、癞蛤蟆跳油锅，活不耐烦了。
古代没有快递服务、也没有电报系统，帝王们为了掌握各地区的军情、民情等信息，便设立了驿站。
驿站里不仅能提供食宿，还能根据信息传递的级别，提供车、船、马、轿等多种交通工具。
通常情况下，驿站传递的加急信息，有百里加急、三百里加急、四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等。
其中，八百里加急，是专门用来传递最紧急信息的，比如边关告急、地方大规模聚众造反，特别重要的军情战报等等。
由于它的操作难度较大，一般情况下，不到万不得已，不用八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是如何传递的？与普通的文件、物品传递不同，“八百里加急”有其特殊的传递规定。
1、不许无关人员动用驿站资源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八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四百里加急等紧急情况，也适用于驿站的日常传递。
驿站是古代的政治兼军事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为朝廷传递重要的物资和信息等资源，以供朝廷决策和调配。
因大多涉及军政要务、事关重大，所以历朝历代的驿站，都会受到官方的特别保护。
驿站里最重要的两项资源，一个是驿卒，一个是驿马，只要不涉及军务，任何人不得调用。
清朝时，就曾发布过这样一项规定：
“钦差大臣、及邻省督抚、经过地方。如有擅动驿马、探报迎送、有累驿马者，降二级调用。容隐不举之上司，降一级调用。”
就是说，钦差大臣、一省巡抚到达地方时，如果擅自调用驿马，官职降两级使用，对钦差、巡抚都是如此严令，更别提地方上的官员了。
可见，驿站的使用是非常严格的。
但是，在唐朝，发生过一个例外。
唐玄宗宠爱的杨贵妃喜欢吃岭南的荔枝，但是长安距岭南千里之遥，如果走正常的运输路线，荔枝运到中途就坏完了。
为了保证爱妃吃到新鲜的荔枝，唐玄宗特意下令让驿站，为她加急运送荔枝。
《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妃嗜荔枝，必欲生致之，乃置骑传送，走数千里，味未变，已至京师。”
杜牧为此写过一首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来。”
唐玄宗为博美人一笑，占用国家宝贵的驿站资源，这是杨贵妃的荣幸，却也是大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之一。
2、每过一驿必须换马
负责传送八百里加急的驿卒，由于身负重任，到达一个驿站后，通常马休人不休，补充好干粮和水后，便要换匹体力充足的马，继续赶路。
因此，八百里加急的信件送到后，累晕乃至累死的驿卒，屡见不鲜。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法律明文规定：驿卒在传送文件时，可以不换人，但每过一个驿站必须换马，以防止马劳累致死。
比如，唐朝时就明令，驿卒如果不换马，要被杖责八十。
《唐律》载：“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
除此之外，驿卒还要对劳累过度的驿马做出一定的赔偿。
在那个年代，马比人值钱呐！
3、能跑多快就跑多快
驿站送信的最快速度能达到多少呢？
清代的历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一段话：
“发出即封入纸函……其迟速皆由军机司员判明于函外，曰马上飞递者不过日行三百里，有紧急则另判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
也就是说，发出信件的人，如果认为这封信比较紧急，就会在封皮上注明“马上飞递”四个字，这时要求每天必须行进300里，再紧急一点的，要日行400-500里，甚至600里。
最紧急的情况，可以达到日行800里。
我们在称赞项羽的乌骓马、吕布的赤兔马等宝马良驹时，常用一个词——日行千里。
与世所罕见的宝马相比，驿站的马能达到日行800里，已经难能可贵了。
除了要求速度外，对特别紧急的公文等，朝廷还对送达的时间和行走的路程，做出专门的规定。
比如，《唐律》就规定：“诸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越至他所者，各加一等。”
就是说，驿卒在送信时，如果多绕道一里，就杖责100，绕道5里以上，不仅罪加一等，还要被流放2年。
在严厉的规定下，驿站的送信速度才有了保证。
晚唐诗人岑参就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中写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把驿骑比作流星，可见当时的驿站传递速度之快。
清朝，施琅收复台湾时，军情从福建传到紫禁城，用了6天时间，算下来，当时的传递速度就达到了每天600里以上。
4、驿卒身带特殊标识物
为了让八百里加急的驿卒和其他驿卒做区别，官方一般会发给驿卒一个专门的凭证，一方面为了防止打劫，一方面提醒下一站工作人员提前做好准备。
在不同朝代，这个凭证也是不同的。
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
“驿传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熙宁中，又有金字牌急脚递，如古之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余里。”
由此可见，宋代的“八百里加急”其实只能达到日行500多里，驿卒携带的凭证是一块金牌。
说是金牌，其实材质是木质的，一般朱漆为底，上面刻有八个金字：“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看到这个凭证，驿站的工作人员要打起十万分的精神，这表示驿卒传送的消息万分紧急，不得留其在驿站逗留。
1140年，秦桧和宋高宗合谋，一天之内，发了十二道金牌，将岳飞从前线召回，用的就是这种传递方式和凭证。
在宋朝之前，驿卒使用的凭证大多是纸质的，作用跟唐僧使用的“通关文牒”差不多。
元朝时，为了更快地收集地方上的消息，元政府设置了2万多所“急递铺”。
在运送紧急公文时，这些铺丁一般腰挂铃铛，夜间还要拿着火把，走到窄路时，就用力摇铃，好叫行人避让，在快到下一个急递铺时，也用力振铃，下铺听到铃声，就要提前做好换马准备。
到了清朝，负责运送八百里加急的驿卒，一般会在腰间别上一面黄色的旗子。
如果是打了胜仗，送信的人会在腰间别一面红色的旗子，俗称“红旗报捷”。
清代小说《官场现形记》有载：“先生此去，何异登仙。指日红旗报捷，甚么司马黄堂，都是指顾间事。“
俗话说：行船走马三分险。驿递马夫们在传达军情文书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不少插曲，遇到盗贼劫匪更是常有的事，那么，劫匪们敢劫八百里加急吗？
答案是：但凡脑子正常点的劫匪，都不敢打八百里加急的主意。
为什么土匪不敢劫八百里加急？我认为主要有这4个原因：
1、风险极大
从上文我们可以可知，八百里加急是为朝廷运送紧急信息的，土匪敢劫八百里加急，就相当于跟朝廷作对。
以个人或团伙之力，对抗整个朝廷，这结果用脚趾头都能想出来，轻则处死，重则全家连坐。
如果因土匪的缘故，耽误了运送公文的行程，那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唐律》规定：“文书晚到一天，杖八十，两天加倍，以此类推，最重的处徒罪二年。假如耽误的是紧急军事文书，则罪加三等。因书信延误而遭致战事失败，则判处绞刑。”
宋朝时，还出台了一部专门的“通信”法规——《宋玉新书》，里面就规定：土匪如果劫取的是一般文书，会被判处徒刑，也就是流放；如果劫取的是机密文件，则被判处绞刑；涉及军事情报的，直接处斩。
所以，凡是想活命的土匪，都会主动给这些驿卒让道，绝不会给自己找麻烦。
2、回报很低
这些八百里加急的驿卒，全身上下除了朝廷的公文、极少的干粮和水之外，什么也不会带，黄金什么的更不可能。
土匪抢劫他们，实在捞不到任何油水。
这笔“买卖”，既不能买吃的、换喝的，也不能解他们的燃眉之急，实在是大大的不划算。
3、装备差距太大
“八百里加急”的驿卒，乘坐的是专门饲养的快马，可以日行600-800里。
而土匪们的坐骑良莠不齐，有的是老马、有的甚至没有，单从奔跑速度上，驿卒就甩土匪一大截了。
赶都赶不上，土匪劫谁去？
4、官方的保护
驿站是朝廷设置的官方机构，隶属于兵部管辖。
所以，驿站也设置有驿长、驿隶、驿丁、驿卒等岗位，他们的工资虽然不高，但也是正儿八经的国家公务员。
朝廷为了驿站的正常运转，也会做很多工作。
比如，在唐朝时，吏部不仅会定期考核邮驿人员，还会不定期巡检驿站的情况，为了防止盗贼作乱，朝廷在各驿站还设有数量不等的防兵等。
有人不禁就问了：那如果是重要军情，被敌方拦截了，怎么办？
咱们的担忧古人早就想到了，他们在传递重要的军事情报时，会安排多个驿卒，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这里面绝大多数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只有极个别的驿卒才会携带准确的情报。
总结：综上所述，历史上绝大多数土匪是不敢抢劫八百里加急的。
土匪们都会进行成本核算，一般他们只是想要劫点财、色什么的，能让一家老小更好地生存下去。
劫八百里加急，非但不会给现有的物质生活带来任何改善，还极有可能葬送掉自己和全家人的小命。
这样的买卖，太不划算。
身为盗贼土匪，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所谓的“盗亦有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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